花笺制叶寄郎边

程青霜来自:美国 肯塔基州.Kentucky 曼福德维尔 时间:2018-10-15 02:18 zu: 8768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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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笺光华
薛冰
笺的本意,是狭而小的竹片。在纸张出现之前,人们以竹简作为书写载体,遇到需要表识的地方,就用这种小竹笺系在简策上;以后被借指一种精美的小幅纸张,供文人墨客写信或题诗之用,俗称信笺、诗笺。由于笺纸多印制精美,又有花笺、彩笺、锦笺之美誉。本书旨在介绍书信的收藏与欣赏,所以先从古代书信最富于特色的载体——花笺说起。
花笺很可能肇始于南朝。南朝文学家徐陵在《玉台新咏序》中,曾提到以“河北胶东之纸”制作的“五色花笺”。梁江洪有《为传建康咏红笺》诗:“杂彩何足奇,唯红偏作可。灼烁类蕖开,轻明似霞破。镂质卷芳脂,裁花承百和。不遇情牵人,岂入座。”于彩笺中尤推重红笺。《南史·后主纪》载:陈后主君臣宴会,先命张丽华等八妃嫔“襞彩笺制五言诗”。只是没有实物可供验证。也有人认为笺纸的出现可能早到东晋,宋代高承在《事物纪原》中说,“《桓玄伪事》曰:玄令平淮作青赤缥桃花纸。又石季龙写诏用五色纸。盖笺纸之制也,此疑其起也。”桓玄是东晋后期将领,石季龙是十六国后赵皇帝,更早于桓玄一百多年。不过当时尚没有花笺之名。
到唐代,花笺已在诗人墨客中流行。“花笺一何荣,七字谁曾许”(欧阳询),“应笑病来惭满愿,花笺好作断肠文”(皮日休),“金屋瑶筐开宝胜,花笺彩笔颂春椒”(崔日用),“花笺制叶寄郎边,的的寻鱼为妾传”(晁彩),《全唐诗》中涉及花笺的诗句甚多。近人黄浚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中说花笺“至唐始粲然大备,段成式自制云蓝纸以赠温飞卿;韦陟以五彩笺为书记,使侍妾主之;李峤咏纸诗:‘云飞锦绮落,花发缥红披。’杨巨源酬崔驸马惠笺诗:‘浮碧空从天上得,殷红应自日边来。’皆是唐人尚杂色彩笺之证。”此外还有一种鱼子笺,陆龟蒙、皮日休都有谢人赠鱼笺诗,形容它“捣成霜粒细鳞鳞”、“指下冰蚕子欲飞”,大约是白纸经砑压而形成鱼子纹。北宋朱长文《墨池编》中记载,“又以绢布,先以面浆胶令劲,隐出其文者,谓之鱼子笺,又谓之鱼卵笺”,或者就是用这浆硬的绢布作为砑板。王稼句先生《看书琐记二集》中有一篇《苏州粉笺美如花》,记唐宋花笺掌故甚丰,有兴趣的人可以一读。
唐代女诗人 薛涛晚年隐居成都浣花溪畔,溪水宜造纸,当地人多以此为业。薛涛因喜写小诗,嫌市间笺纸面幅过大,又生红,乃请工匠专门制作“深红小彩笺”,“裁书共吟,献酬贤杰”,遂风行一时,流传后世,人称“薛涛笺”。薛涛所制深红彩笺,既为人所喜,传说纷纷,后世仿制不断。五代十国时的前蜀皇帝王衍,曾以霞光笺赏赐臣下,后人以为即薛涛笺一类。南宋范成大也颇爱重这种红笺,但因它是用胭脂染色,虽然靡丽,却难以持久,经过梅雨季节的湿热,便“色败萎黄”,使范公引为恨事。郑振铎先生在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中,说薛涛“好制松花小笺”,或者就因为所见是这种褪了色的薛涛笺。至明代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中指薛涛笺以“芙蓉皮为料煮糜,入芙蓉花末汁”,恐怕未必是唐代的本事了。
宋人米芾《评纸帖》中,也赞扬“纸细无如川纸”。元人费著专门写了一部《蜀笺谱》,说到蜀中的笺纸名目,“有玉板,有贡余,有经屑,有表光”,所用原料各各不同。笺纸“以人得名”的,薛涛笺之外,还有谢公笺,为黄庭坚的岳父谢景初所创制,“有十色笺:深红、粉红、杏红、明黄、深青、浅青、深绿、浅绿、铜绿、浅云”。其实唐人韩浦已有诗写到“十样蛮笺出益州,寄来新自浣花头”,则谢氏“十色笺”当是有所本的。与米芾同时代的苏轼、黄庭坚、梅尧臣、陈师道等人诗集中,多有向人索纸、谢人赠笺之作,足见讲究诗笺成为文人时尚。而笺纸名色,又有碧云春树笺、龙凤笺、团花笺、金花笺等。周邦彦词中有句“更花管云笺,犹写寄情旧曲”,后人释为云状花纹的笺纸。不过这种印花,并非色印,而是砑印。宋陶穀《清异录》中记载:“姚顗子侄善造五色笺,光紧精华。砑纸板乃沉香,刻山水、林木、折枝、花果、狮凤、虫鱼、寿星、八仙、钟鼎文,幅幅不同,文缕奇细,号砑光小本。”姚顗是五代时长安人,历事后梁、后唐、后晋三朝,居官碌碌无为,而子侄辈乃有财力为此新奇。砑花之法,是先在木板上雕出阴线图案,覆以薄而韧的彩色笺纸,然后以木棍或石蜡在纸背磨砑,使纸上产生凸出花纹。砑纸板用沉香木,取其坚硬,不易变形。
这种砑花之法,实为后世拱花工艺的先声,而且直到晚清仍有应用。
元代流行的蜀笺,还有百韵笺,面幅较常见笺纸宽得多,“可以写诗百韵”,即二百句,至少是一千字;青白笺,“背青面白”;“学士笺,长不满尺;小学士笺,又半之”。薛涛笺大约要算最小巧的一种。蜀笺似都是单色彩笺,只有“仿姑苏杂色粉纸”的假苏笺,则“印金银花于上”。明人屠隆《纸墨笔砚笺》中,也说到江南的绍兴在元代除生产彩色粉笺、蜡笺、黄笺、罗纹笺外,还有“花笺”。由此揣想,印花于笺之法,或先已流行于江南,方又传入四川。
总体而言,直到明代中叶,笺纸的制作,是比较朴素的。爱别出心裁的文人,往往在笺纸形状上作文章,如屠隆在《游具笺》中提到的一种叶笺,以苏州产的罗纹笺纸,以蜡板砑出树叶纹,再剪成树叶形状,红色的剪为枫叶,绿色的剪为蕉叶,的剪为贝叶,旅游时忽发诗兴,便写在这种叶笺上,让它随风飘扬,逐水浮沉,以为雅事。万历年间,宫廷内使用的是“细密洒金五色粉笺”;市面上出现了“印金五色花笺”,而以“吴中无纹洒金笺纸为佳”;又有松江潭笺,“以荆川连纸,褙厚砑光,用蜡打各色花鸟,坚滑可类宋纸”。屠隆并且认真地记录下了造金银印花笺和松花笺的方法,想必在当时尚属新鲜事物。这些笺纸,虽然富丽华贵,却谈不上典雅隽逸,流行也不算广。
万历年间进士谢肇淛《五杂俎》中,颇感慨“今世苦无佳纸”,“柬帖腐烂不必言,绵料白纸颇耐,然涩而滞笔;古人笺多砑光,取其不留也”,砑光,是用平滑的石头碾磨纸张,使其密实光亮,书写流畅。砑纸的工具不限于石,宋陶穀《清异录》中记载一段南唐轶事:“舒雅才韵不在人下,以戏狎得韩熙载之心。一日得海螺甚奇,宜用滑纸,以简献于熙载云:海中有无心斑道人往诣门下,若书材糙涩逆意,可使道人训之,即证发光地菩萨。熙载喜受之。”这封短信,固是书札趣闻,更重要的是见证了古人砑纸以便书的史实。谢氏认为薛涛笺较佳,“但价太高,寻常岂能多得”,高丽茧纸可用,比薛涛笺便宜,问题是“岁久则蛀”。至于当时流行的毛边纸,“稍湿即腐,稍藏即蠹”,是“纸中第一劣品”,但因为光滑宜书,价格又便宜,所以为世人所喜用。他曾试用过一种改良的毛边纸,“是毛边之极厚者,加以香料,而打极紧滑,书不留手,甚觉可喜,但未知耐藏否耳”。如此斤斤计较于用纸的谢氏,倘能得见此后花笺发展的巅峰,不知会作何感想。
明人李克恭在《十竹斋笺谱》首卷的序言中,对花笺的发展有一个简要的概括,说嘉靖、隆庆以前,“笺制朴拙。至万历中年,稍尚鲜华,然未盛也;至中、晚而称盛矣。历天、崇而愈盛矣”。清人缪荃孙《云自在堪随笔》中引明末孙燕贻的话,也说万历二十九、三十年间,“多新安人贸易于白门,遂名笺简,加以藻绘。始而打蜡,继而揩花,再而五彩,此家欲穷工极妍,他户即争奇竞巧,互相角胜,则花卉鸟兽,又进而山水人物,甚至天文、象纬、服物、彩章,以及鼎彝珍玩,穷极荒唐幽怪,无不搜剔殆尽,以为新奇,月异而岁不同,无非炫耳目以求售。”
徽州出版商在南京开打的这一场“花笺市场争夺战”,促成了天启、崇祯年间的花笺“愈盛”,其标志,就是两部集大成的笺谱——《萝轩变古笺谱》和《十竹斋笺谱》的问世。
《萝轩变古笺谱》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的一部笺谱,由江宁人吴发祥在天启六年刊成于南京。
以萝轩为号的吴发祥,住在南京南郊牛首山下秦淮河畔,活到八十岁以上,是位博学长者。据颜继祖“笺谱小引”,笺谱的绘、刻、印,均出于吴发祥之手,他“刻意标新,颛精集雅。删诗而作绘事,点缀生情;触景而摹简端,雕镂极巧。尺幅尽月露风云之态,连篇传禽虫花卉之名。大如楼阁关津,万千难穷其气象;细至盘盂剑佩,毫发倍见其精神。少许丹青,尽是匠心锦绣,若干曲折,却非依样葫芦”,所以这部笺谱“固翰苑之奇观,实文房之至宝”。然而,当年作者或乏于财力,印制不多,身居郊野,流传有限,故从未见于前人著录;如今全谱仅存孤本,珍藏于上海博物馆;残本亦只日本藏有半部。
《萝轩变古笺谱》分上下二册,版心框高二十一厘米,宽十四点五厘米,白口,四周单阑。上册存四十九叶,计颜继祖“笺谱小引”三叶,目录一叶,画诗十叶、筠篮六叶、飞白四叶、博物四叶、折赠六叶、琱玉六叶、斗草八叶、杂稿一叶;下册存四十五叶,计目录一叶,选石六叶、遗赠四叶、仙灵四叶、代步四叶、搜奇十二叶、龙种四叶半、择栖五叶半、杂稿四叶。有人猜测笺谱的原貌或该是一百叶。其画面取材,十分广泛,远远超越了此前洒金印花的单调,而且针对旧笺“支离入俗”之弊,力求符合文人墨客的逸情雅致。吴发祥在为笺谱命名时,特别突出了“变古”,明确提出:“我辈无趋今而畔古,亦不必是古而非今;今所有余,雕琢期返于朴,古所不足,神明总存乎人。”敢于在继承传统“神明”的同时,对“古所不足”有所弥补。具体而言,就是摒弃前人的“藻绘争工”,以清新淡雅的象征手法来表现内蕴丰厚的典故。如以一只装载书画的小船,暗喻米芾的酷嗜书画、行止不离。民间工艺中早有以八仙所持之物代人的“暗八仙”,吴发祥的“变古”可谓异曲同工。
《萝轩变古笺谱》最重要的贡献,则是在花笺制作工艺上,彩色套印的“餖版”和具有“凹凸”效果的“拱花”两种技法的运用。
餖版是彩印版画技艺中的一大飞跃,也是印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早期的彩印版画,如《程氏墨苑》,是在同一块雕版上,对不同的图案涂以不同的颜料,然后铺纸一次刷印而成,不同色彩往往相互混淆,印刷效果不理想。餖版则是为每一种颜色的图案专刻一块版,甚至每一种颜色还要分成从浅到深的若干块版,然后从淡色到深色逐次套印或迭印,这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彩色套印。《中国印刷史》中详细地介绍了这种“很细致复杂的工作”:“先勾描全画,然后依画的本身,分成几部,称为‘摘套’。一幅图画往往要刻三四十块板子,先后轻重印六七十次。把一朵花或一片叶,要分出颜色的深浅,阴阳向背,看起来好似北宋人的没骨画法。这样复制出来的画,最善于保持中国绘画的本色和精神。”也正因为如此,对于绘、刻、印三者都有极高的要求,哪一方面稍弱,都会影响到作品的成功。
拱花是在木板上雕成图案纹线凹陷的“阴版”,经砑印使纸面拱起而富有立体感的技艺,不但雕工艰难,印工要求也极高。砑印之法,将宣纸拉到雕成的阴版上,覆以较薄的羊毛毡,再以木制拱花锤用力旋转挤砑,使形成的图形高出纸面。此法虽在宋代已见于记载,但工艺到此时更为成熟。成功的拱花作品,不用色彩,就能以浅浮雕的效果表现出生动的图案。《萝轩变古笺谱》中的飞白、琱玉,即属此类。笺谱木刻气息厚重,色彩沉穆淡雅,多用线条勾勒,几乎没有使用渲染、烘托的画法。尽管从餖版、拱花技艺的成熟程度来看,它们的产生应该更早;但在没有发现实证之前,我们只能承认吴发祥的发明权。
与吴发祥的类乎创作自娱不同,十竹斋主人胡正言是先陆续印行花笺,然后才汇印为《十竹斋笺谱》。
胡正言原籍安徽休宁,定居南京鸡笼山下,宅院中种竹十余竿,遂以为斋名。他能诗会画,制墨造纸,以出版为业;又精于篆刻,曾为南明弘光政权镌刻玉玺。从万历四十七年开始刊刻《十竹斋书画谱》,到康熙十三年九十一岁去世,胡氏在金陵出版界的活动时间长达数十年,身边常年聚集着众多书画名家和刻印名匠,切磋琢磨,相互浸染,不但雕印出了著名的画谱,对于金陵派雕版彩印技艺的成熟,也有积极的影响。
胡正言很喜欢花笺这种形式,每见绘画佳作,便刻印为花笺,流通于市,颇受好评,并先后印行过多种分类笺谱。明崇祯十七年,他开始汇印全谱,次年完成。可能正是因为国破世乱,前途未卜,他才想到要做这样的总结积累工作。
《十竹斋笺谱》四卷四册,版心框高二十一厘米,宽十三点五厘米,白口,四周单边。卷一含清供、花石、博古、画诗等七类六十二种;卷二含龙种、胜览、无华、雅玩等九类七十七种;卷三含孺慕、棣华、应求、尚志等九类七十二种;卷四含寿征、灵瑞、宝素、杂稿等八类七十二种。博古、雅玩等类,餖版彩印之外,多加拱花衬托;无华、宝素等类则纯用拱花,不加色彩。全谱中有拱花作品七十余幅。
《十竹斋笺谱》画幅虽不大,但结构谨严,匀称工整,细腻而不繁琐,明快而多变化;特别是充分运用象征手法和简明形象表达传统历史故事,如“融梨”画盘中梨果以喻孔融让梨,“周莲”画莲花以喻周敦颐之爱莲,“举案”画几案以喻孟光、梁鸿举案齐眉,均不出现人物;在刻工、印工上比《十竹斋书画谱》有进步,餖版、拱花技艺的运用,也比《萝轩变古笺谱》为成熟,且增加了“掸”的手法,更丰富了墨色深、浅、干、湿的变化,逼近绘画效果。同时人称其“汇古今之名迹,集艺苑之大成,化旧翻新,穷工极变”,不但可作文人案头清玩,而且可供初学绘画者作范本临摹,因之“销于大江南北,时人争购”,不计工价,其影响远远超过了《萝轩变古笺谱》。
笺谱既装订成册,显然是为了便于保存而非使用。尽管胡正言的本意,或只是展示笺纸制作的精湛工艺,但笺纸从书写的载体转而成为收藏的对象,很可能就是兴盛于此时。郑振铎先生在高度评价此谱“臻往古美术图案之绝诣”的同时,也指出它“集当世文士清玩之大成”。
这两部登峰造极的笺谱都产生于南京,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首先,明代南京长期作为陪都,是南方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汇集着大批官僚商绅,笺简应酬自然就多;江南士子科场应试,人文荟萃,笔墨交往更是不断。社会需求推动了笺纸生产的发展,而市场竞争促使出版商重视提高花笺的质量。前引孙燕贻的话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其次,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于通俗读物的需求,形成巨大的图书市场,而南京宽松的文化环境,又吸引了当时版刻水平最高的新安派刻工、印工以至出版家,金陵派与新安派版刻技艺交融,遂成一时之冠,为花笺创新提供了技术基础。最后,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印刷品,又引起了南京出版界在艺术和技术上的思考。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吴发祥、胡正言受到西洋画“凹凸相”的启发,但时势世风所在,这种影响是可能存在的。
明清易代,南京的花笺制作传统未断。清康熙年间,原籍杭州的李渔在南京开设芥子园,雕印图书名重天下,其中最为美术史家所重视的五色套印本《芥子园画传》,在绘、刻、印三方面都承继明代画笺、画谱而有所发展。李渔曾翻刻《十竹斋笺谱》,虽下真迹一等,已臻难能之境。在《闲情偶寄》中,李渔专写了《笺简》一节,讨论花笺的图案,以能符合书信本义者为最妙,如鱼书、雁帛、竹刺、蕉叶等;并说到《芥子园名笺》已制成题石、书卷、剖竹、雪蕉等韵事笺八种,而织锦笺十种,笺印锦纹,留下空白处供写信,写满后就像一篇织绵回文。最有趣的是,李渔对当时书坊的盗版和抄袭行径,大为恼火,声称他精心设计的这些笺帖形式“不许他人翻梓”,否则“誓当决一死战”。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花笺市场的繁盛。
嘉庆、道光以降,国力渐弱,列强的大举入侵不止于坚船利炮,同样体现在经济、技术诸方面。在印刷、出版领域,西方新式印刷技术、印刷机械的引进,机械生产替代手工操作,现代管理替代旧式作坊,以其便利快捷,仿真能力强,特别是成本低、价格低而利润高的优势,短短几十年的时间,就将延续千年的传统版刻技术挤出了市场。黄浚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中说清中叶只有怡亲王所制“角花笺”,“特大方雅妙”。所谓角花笺,又名押角笺,是在笺纸的左下角,印上各色花卉、器物图案,大不盈寸,而形神生动。民国初年黄氏在琉璃厂德宝斋买到数百张,徐志摩得知后曾向他索去少许。按徐志摩喜藏古笺,积得数十种,常与友朋共欣赏。但毕竟大势已去,清末民初之际,“工书亲笔墨者,或自制笺,或不甚措意,随意拉杂皆可,其间相去甚远”,已无从讲究笺纸的精粗高下。
郑振铎先生在《中国古代版画简史》中说,光绪年间,中国版画的从业者们,“像在大沙漠上的绿洲似的,仅能在僻远的地区继续制作年画,或为好事的文人们镌刻‘诗笺’而已”。鲁迅先生在《北平笺谱序》中也指出,其时中国版画“仅在新年花纸与日用信笺中,保其残喘而已”,北京纸铺只能依凭“明季画谱,或前人小品之相宜者,镂以制笺,聊图悦目;间亦有画工所作,而乏韵致,固无足观”。光绪中叶,天津文美斋请天津名画家张兆祥绘《百花诗笺谱》,请上海名画家朱偁绘《梦庐花鸟笺谱》,是晚清影响最大的两种笺谱。宣统末年,林琴南自制山水笺,民国初年,陈师曾、齐白石、吴待秋、陈半丁、王梦白等“画笺高手”介入创作,使花笺制作又兴起了一个短暂的新浪潮,艺术上虽胜出文美斋的两种笺谱,但已只限于小范围的雅玩。至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合力选印“遗范未堕,尚存名笺”的《北平笺谱》,重刻《十竹斋笺谱》,已是花笺时代的最后辉煌了。
近半个世纪以来,书写工具彻底变换,随着钢笔、圆珠笔等完全取代毛笔,书法成为一种高雅的技艺,花笺也几乎完全失去了实用功能,而成为纯粹审美对象的艺术品。北京荣宝斋多次翻印《十竹斋笺谱》,上海朵云轩复制《萝轩变古笺谱》,都是作为欣赏与收藏的对象。也正因为如此,花笺之美才得以淋漓呈露,重放光华。
实用功能减退的物品成为鉴赏收藏对象,可以说是一个客观规律,陶瓷如此,家具如此,墨砚如此,花笺同样也如此。如果说前辈收集花笺,多数仍以使用为最终目的;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爱玩花笺的还只是少数艺术家和文人学士;近十来年,花笺已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收藏品。尤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花笺,片纸零缣,皆为人所重,甚至成为拍卖会上的宠儿。花笺的鉴藏与欣赏,也就成了值得细作探研的命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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